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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笼 红日子

2021-02-11 11:26 伊犁日报  

我在阳台上挂灯笼,83岁的父亲仰头指挥,红灯笼映照在父亲清瘦的面颊上,充满了喜悦与安详,也让我在乌鲁木齐的家有了过年的味道。

春节前夕,父亲母亲从重庆来新疆过年,合家团圆的餐桌上,父亲望着红灯笼有感而发,他说:“我出一道题,每人说一个关键词,然后以此为题讲一段关于红灯笼的记忆。”

父亲说出的关键词是“拜”,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拜灯笼”的往事。

“滚滚黄沙遮住天,茫茫盐碱连成片;满目荒凉杂草生,野兽出没无人烟。”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初期大漠戈壁的真实写照。在父亲的讲述中,我知道上世纪60年代初,我的父母在兵团十师的农场有了一个简陋的家。

家是戈壁滩上众多地窝子中的一个。地窝子里,父亲母亲用土块、木棒搭了一张床,还用土块垒了一个两层床头柜,上层放几件日常用品和一面小镜子、几本书,下层有一只帆布箱子,是他俩放衣服的地方。春夏秋三季,农场人喝的是涝坝水,涝坝水饮用之前需沉淀,煮开后才能喝;到了冬天,地上积雪便是源源不断的水源。

没有电,晚上就点煤油灯。灯是母亲亲手制作,罐头瓶为灯盏,纱布为灯芯。煤油灯每夜点起,母亲做针线活儿,父亲修理农具,有时也读书看报。我大姐就出生在地窝子里。

父亲母亲“拜灯笼”的事情发生在1965年春节。那时大姐出生不久,我家分到一间土块草泥搭建的平房,因为乔迁新居,父亲特意跑了一趟县城,买了两盏红灯笼回来,挂在家门两侧。大年初一一大早,父亲带着母亲,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大姐,向着红灯笼深深鞠了一躬。父亲说,刚搬了新房,有了电灯,生了孩子,感觉日子更有希望更有盼头了。父亲还说,打那以后,新年挂红灯笼就成了我家的传统。

关于灯笼的记忆把我带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给出的关键词是“吼”,讲了一个“吼灯笼”的故事。

我读初一那年,学校组织新年灯会活动,要求学生自制灯笼庆新年。一些手巧的同学用高粱秆、竹篾或细铁丝做灯骨,然后糊上大红纸或旧报纸做灯面,还在上面写诗画图;不会做的同学只好扎个方盒,任意涂鸦;倒是几个有创意的男同学,把萝卜、土豆中间掏空,里面用棉花沾煤油点亮,就成了一盏盏简单又好玩的萝卜灯、土豆灯。我们提着各种灯笼在冰天雪地里奔跑,在灿烂的夜空下嬉闹,心中的畅快和激情禁不住吼了出来,尽情宣泄内心的快乐:过新年的快乐、穿新衣的快乐、春天将至的快乐。

那时候我国改革开放正扬帆起航,父亲跟着建筑安装公司外出打工,母亲承包了十几亩西瓜地,虽然辛苦,但家里已有了一些闲钱。我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砖房,用上了自来水,吃饭穿衣也不用攒粮票、布票了。1983年春节,我家买了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家人围着电视看春晚成了那年春节最惬意的事。

轮到女儿说关键词了,她说出一个“跑”字,问她为什么是“跑灯笼”,她说起有一年我牵着她在克拉玛依市步行街奔跑看焰火的情形。那天女儿特别兴奋,仿佛不是我们向前奔跑,而是满街的红灯笼向身后退却。跑着跑着,就看见钟楼上空燃放焰火了,一朵朵绚丽的“繁花”绽放夜空,异常美丽。

我当然记得那是2002年春节,女儿6岁。在克拉玛依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不是鳞次栉比的楼房和熙熙攘攘的车流,而是那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整个城市被红灯笼装饰一新,两个一组、三个一串,无数灯笼从灯杆和树干上垂挂下来,犹如一串串鲜红的冰糖葫芦,又好像秋天柿子树上红彤彤的柿子。那阵子,我和女儿最喜欢出门看灯笼,抬头仰望,蓝天、雪树、红灯笼,一幅北国冬季美景;傍晚散步,红灯笼点缀夜空,满城洋溢着张灯结彩的喜庆。

这时晚归的丈夫也加入了谈话,他说:“今年市里有大型新春灯光秀,到时候我们带爸妈一起去看‘光影灯笼’。”

跨入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家买了第一辆私家车,开启自驾游新疆模式,去了伊犁大草原、喀纳斯景区,最远走到帕米尔高原,去异地过春节成为我家过年的新选择。

“新年挂灯笼,透着日子红。”父亲母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拜灯笼”,那时物质匮乏、生活艰辛,但建设者心中有希望,日子有奔头;上世纪80年代初的我“吼灯笼”,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在年轻人畅快的欢呼声里,饱含对时代变革的憧憬与展望;女儿在本世纪初“跑灯笼”的新年记忆,是奔小康道路上百姓幸福生活的一个缩影。而今年这个春节,全疆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的节日特色,但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过节,都是对红红火火好日子的赞美。

杨春(克拉玛依)

编辑:马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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