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基（伊宁）

　　在乡镇中巴车上，越来越清晰地看见那熟悉的起伏逶迤的山、栽满樱桃树的梯田、苍翠的松柏林和横卧在北山脚下的红瓦村落……

　　一脚踏上故乡的土地，看着熟悉的错落有致的房屋和曾经泥泞现在已硬化的道路，推开带有门轴的陈旧的两扇大门，习惯性地来到南屋的门前。猛然间，母亲那有些驼背的身影不见了，那慈祥亲切的微笑不见了。她曾经住了28年的南屋土炕上，已堆满了落着尘土的杂物；她坐在小板凳上为我包饺子、烙油饼的堂屋和西屋堆满了玉米秸和木枝柴火……似乎只是一瞬间，母亲却已过世3年了，我们是专为她逝世3周年回来祭祀的。我离开南屋，走进3年前我们买回来的北屋，先我而至的弟弟和弟媳默默地接过我的旅行包。我习惯地走进西屋，坐进那把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古老的弯形扶手的椅子，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

　　西屋，是母亲住了大半辈子的房间。东屋是奶奶住的，纵然是1969年岁末，奶奶过世后，母亲仍住在她习惯了的西屋。1975年，在我进疆15年后第一次回家乡探亲时，63岁高龄的母亲仍坐在西屋，双手娴熟地织着花边。她笑呵呵地把我的两个孩子抱到炕上，亲了这个又亲那个……

　　北屋和院落，处处留有母亲熟悉的身影。院子门西侧的墙檐下，一排搭起的石板条上，摆着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里面是母亲精心酿造的酱油、陈醋、面酱和各种各样的咸菜。那陈醋坛子里的醋蛾有海蜇那么大，圆润而透明。如今，那些石板条没了，那些坛坛罐罐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3年前弟弟栽下的一棵樱桃树，已有两三米高，枝叶繁茂，零星地开着几朵白色小花。弟弟说，明年就可以挂果了。

　　我走到东厢房窗前，今年那里又栽上了一棵樱桃树，一米多高，已经成活。1947年，国民党进攻胶东，在栖霞教书的父亲因学校疏散而回家。他在这里盘了一个高桶状的炉子，很像维吾尔族的馕坑，只是它是直筒的。他从集市上收购一些猪皮，泡进排在南墙根下的几个放有石灰、烧碱等作料水的大缸里，浸泡发酵。几天后捞出来，放在像古筝一样弧形竖起的长木板上，用两头带把的弯刀，把猪毛刮掉、洗净。再把那个炉子点上柴火，把刮好的猪皮放在上面转着圈地熏，直到熏成赭黄色。再在用松木钉好的两米见方的木框里用绳子绷紧、晒干，然后拿到集市上卖给做鞋、做皮具的人们。半年多后，国民党被八路军打得溃退，父亲接到通知，到烟台近郊的珠玑教书去。而母亲在父亲半年多操作的耳濡目染下，居然也干起熏猪皮的行当。她心细手巧，把猪皮里面的油脂刮得干干净净，熏制出的猪皮质量竟比父亲熏得还好，常有老主顾慕名到家里来取。后来，因猪皮和柴火涨价，几个老顾客也纷纷返回烟台，母亲就不再熏猪皮了，又拾起她的老本行：织花边、绣台布，侍弄那些分散在五六个地方的十几亩薄地，并精心侍奉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年迈的奶奶。

　　我来到大门过道右边的磨房里。古老的石磨和歪歪斜斜的磨盘依然站在那里，周围堆满了满是尘垢和蛛网的杂物。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母亲推着磨棍，围着这盘石磨不知转了多少圈儿，为我们磨玉米、高粱、地瓜干和少得可怜的麦子。她把磨下的粮食从磨盘里撮起，在一个大盆里用箩筛，再把箩上的渣子倒进磨眼里，再推着磨棍继续磨。直到筛得只剩一些粗渣再也磨不出什么东西为止。记得有一次傍晚，我放学回来，只见母亲在磨房里磨那一点点小麦，患疳积（俗称脾病）的弟弟坐在磨棍上，由母亲推着磨转。小我5岁的弟弟有气无力地说：“妈，让我下去吧，你推着重，我不想吃油饼。”母亲说：“俺儿乖，妈不嫌重，烙个油饼给你吃，把病治好了，快快地长。”我急忙放下书包，帮着母亲推磨……我看着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石磨，仿佛又看到母亲围着磨盘推磨的身影。

　　在北屋窗前，曾有一个用石板垒起来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