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确实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如果指望此举能起到“一物降一物”的作用，那可能也太乐观了。

　　从报道中看，昆明市委书记之所以要求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接受群众的监督，是因为“一些部门全局观念不强、群众观念不强、责任观念不强、服务观念不强”。于是“下决心根治”。按昆明市委书记的意思，公开了领导干部的电话，就等于一剂万能解药，能医治官场百病。可惜这种药，按现在的科技发达程度，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执政为民，一靠强有力的制度，二靠为民服务的思想。当有人反映上去时，难道一个上诉电话就能让他们改变工作作风？抑或市委书记的意思是公布领导干部电话之后，百姓上诉电话直通该部门的上级，然后来个以上压下，如此完成监督？那么不如在市委书记办公室设立一个科室，专门接听这些监督的声音，然后完成“压力”下传的功能。可是类似的市长热线或者信箱仿佛早就已经存在了啊？再者说，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有纪检监察等部门专司其职啊，这种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交给百姓的“上诉”电话，又把我们的纪检监察部门置于何地呢？这种貌似制度化实则人治化的举措，是不是与法制社会有些不合拍？

　　再说说为民服务的思想。这些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为民服务的思想应该说早就植入他们的骨髓了。之所以还需要一个“上诉”电话来监督他们的思想与时俱进，只能说明他们接受的教育已经完全遗忘在当年的教室里或者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了。没有践行的思想，比一张纸还苍白还脆弱，一个“上诉”电话就能惊醒他们，也未免太看低他们的“抗药性”了。

　　所以，笔者认为，公开领导干部的电话，把他们的行为监督在“上诉”电话之下，能起一定作用，但未必是根治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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