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互动资源缺乏，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有人将政府官员的电话号码汇编起来，就能拿去卖钱？为什么某个市长公开设立一部热线电话或公开电子信箱就能成为新闻？为什么一张刊载领导干部联系电话的报纸能够“洛阳纸贵”？正是市民对于获取官员联系方式“饥渴”的表现，也是对畅通“官”“民”沟通渠道的迫切需要，也是对政府与民众之间更多有效互动制度的呼唤。

　　有效沟通与互动的制度设计，一是“官”“民”平等对话的基础与条件，二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应向民众负责，向民众寻求其权力的正当性，接受民众的监督、质询与问责。当市民的一个电话，就突破过去某种人为的阻碍，直接找到书记或市长，其所赋予的沟通想象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质疑，昆明之举这种过分依赖或看重官员联系电话的做法，有偏于行政程序设置，假设公众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具体的职能部门得以解决，那么有没有更高级别官员的电话都无关紧要。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公众对于“联系电话”的需求，不光是出于解决具体问题的需要，更是对一种通畅对话机制的渴求。如何建构一种官民之间沟通无碍的制度体系，才是昆明“一纸风行”所寓含公众诉求的实质所在。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