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主要汉语文学刊物《中国西部文学》，曾经历了三个时期：《天山》———《新疆文学》———《中国西部文学》，其刊名的题写却出自我国当代的多位伟人之手。

　　1956年《天山》创刊时，刊名用的是美术字。1958年，朱德副主席来新疆视察，当时任《天山》主编的王玉胡随同采访。朱老总在吐鲁番下榻时，王玉胡同志征得王恩茂书记的同意，请朱老总为新疆主要文学刊物题写刊名。朱老总欣然提笔，写下苍劲、挺拔、隽秀的行书《天山》二字。作为刊名，从1958年用到1961年底。1962年，《天山》改刊为《新疆文学》，先是从鲁迅先生的墨迹中，找出“新疆文学”四字，制成刊名。1963年初，新疆文联党组书记刘萧无同志去北京参加全国文联全委会时，又请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同志写了刊名。郭老的书法自由洒脱中蕴含着内力。这个刊名一直用到文革初《新疆文学》停刊为止。

　　1974年，新疆文联主办的几个刊物相继复刊，最初，维、汉、哈文刊物均用《新疆文艺》的共同刊名。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文艺的百花，汉文刊物要增加篇幅并恢复《新疆文学》的刊名。当时，负责编辑部的王谷林、韩文辉同志和大家商量，是否要请人题写新的刊名。大家一致意见，最好请茅盾先生来写，因为他不仅是文化部长、全国作家协会主席，而且还和新疆有一段难得的历史姻缘。谷林同志就指定我给茅盾先生写信。其时茅公也已年过八旬。我的信发出不到半月，很快就收到茅公题写的刊名，有直写和横写两种格式，并有附言：感谢你们的信任，两种格式请你们选用。茅盾先生的字为行书，铁画银钩，字形秀美而内蕴骨力，接近瘦金体而又自创一格，编辑部同仁都十分欣赏。1980年三月号《新疆文学》开始用茅盾书写的刊名，大家反应很好，但也有读者来信说，“彊”字的左偏旁少一“土”，是为古代的“强”字，刊名应该规范化，建议重写。编辑部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书法应力求美观，增减笔画是允许的，不必拘泥；二是觉得还是重写为好。

　　这样，我又第二次给茅公写信，感谢他对刊物的支持与厚爱，也转告了读者的反应，同时寄上润格50元，“万望笑纳”云云。

　　茅盾先生很快又回了信，并附上了重写的刊名。从笔迹看，信是秘书代笔的，签名的“沈雁冰”三字却是亲笔。主要内容是：1.我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新疆工作，至今仍怀念新疆；2.读者意见是对的，现重写寄上；3.我为刊物或其他文化单位题名，从不收报酬，故如数寄还。我们深为茅盾先生有求必应和虚怀若谷的品格所感动。1981年3月28日，传来了茅盾先生逝世的噩耗，我们悲痛之余，想到年高德劭的茅公以重病之身两次为《新疆文学》题写刊名，更使我们唏嘘不已！

　　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茅盾先生来疆工作的情况。抗战初期，新疆成为抗日的大后方，中国和苏联交往的大通道。一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先后来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初，茅盾先生应时任新疆学院院长的杜重远邀请，从香港辗转来到迪化。在新疆期间，担任省文化协会会长、新疆学院文学院院长，亲自为省文化干部训练班各民族学员授课，并在报刊上发表了《新疆文化发展之展望》《中国新文学运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为“新新疆进行曲”的公演告亲爱的观众》《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等重要文章，1940年5月离开新疆后又发表长篇散文《新疆风土杂忆》。茅公在疆短短一年多的辛勤工作，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博学深思、诲人不倦的导师形象，对新疆的文化事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一批文艺人才，如维吾尔族的黎·穆塔里甫、乌铁库尔，锡伯族的郭基南，乌兹别克族的阿不都秀库尔，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茅盾先生的教诲或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说，茅盾是新疆新文化的拓荒者，现代文学的先驱者。

　　到了1989年，我因被推为新疆文联副主席，办公室由八楼的编辑部搬到了五楼的文联机关。在新办公室里，有一张宽大、厚重的苏式办公桌，足有1米宽，1.6米长，由带三个抽屉的桌面和两边也带抽屉的柜子组合而成，黑色的油漆有些剥蚀，显然已年代久远。40年代初曾经和茅盾先生一起工作的许广华先生证实：这正是茅盾先生在省文化协会办公时用过的桌子。因为解放初期，成立新疆文联筹备委员会时，就接受了原省文协的全部财物。从此，我和这张桌子相处了近10年，我曾在上面伏案办公，看书写作；午休时，趴在桌沿小憩。每当我抚摸着有些斑驳的桌面，我就会想起茅盾先生在新疆度过的日子，想起茅公晚年以衰病之体两次为“新疆文学”题写刊名之事，其中，寄寓着茅公对新疆文学多么深重的期望啊！1998年我正式退休，离开办公室前，曾多次向新的领导建议：要好好爱护和保管这张桌子，这是茅公为新疆文化事业洒下心血的证明，更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三个伟人为刊物题写刊名的往事，体现着老一代革命家、文艺家对边疆文艺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爱。而时至今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纯文学已逐步边缘化，《中国西部文学》刊物也几经波折，生存艰难。思前想后，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陈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