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古往今来尽管议论纷纷，但他在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这个历史性转变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则受到广泛肯定。特别是在统一度量衡、车轨、文字方面，影响尤其大。可惜他在推行“书同文”的同时，没能够推行“音同读”，成为历史遗憾。统一度量衡，制定了标准物秦权秦量；统一车轨，明确了宽五十步的规格；统一文字，创造了小篆书体示范。战国时期大区域方言已经形成，地区方言“百里不同音”差异明显，而语言却没有与文字同步推行统一。可能是拿不出示范标准，因为那时还不懂得字母拼音，也没有录音设备，条件欠缺无法推行。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以后两千多年，口头语与书面语背离，文言与白话分流，地域差别越来越大。

　　统一语言是客观要求。混乱带来的弊端亟待改变。历朝历代都曾经做过一些尝试。佛教传入中国，通过翻译佛经，带来梵文梵语，梵文是拼音文字，使我们懂得了拼音和注音。于是产生切字，划分四声，向统一语言靠拢了一步。但没有字母的切字，没有统一音标的声调，无法解决语言混乱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进步、文化提高、交通发达、地域交流，原来语言的差异不但没有降低，反而不断扩大。

　　从内部因素看，社会进步、文化提高导致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分离，结果使文言与白话分道扬镳。远古只有口头语，书面语是以口头语为源泉加以丰富和锤炼而成。现代许多书面语是从前口头语的后延，而现代许多乡言土语又是书面语的前身。以我的老家山东胶东一带为例，许多土话原先找不到对应文字，人们只会说不会写，被认为土得掉渣。一旦找到对应文字，立即从老古董变为活化石。在胶东，咸菜叫做瓜齑，铜铁器凹陷处叫做瘪窳，水桶叫做水筲，丝带叫做绦子，宴饷工匠叫做犒劳，妇女针线活叫做营生……这些说起来很像原生态的语言，写出来却变成了辞源、辞海中文绉绉的字眼，在转变中不断异化，加重了语言的复杂。

　　战国以后，民族、氏族、部落之间，文化与语言交流日渐频繁。赵武灵王迈出了沟通的第一步。以后有的直接拿来，有的广泛借用。最先同北方和西域交流，引来胡服胡床，胡茄胡琴，胡椒胡豆，高粱也叫胡黍……《五灯会元》中有“胡言汉语”之说。接着与东南亚交流，引来番薯番茄番瓜，又与外国交流，带有洋字的语言无所不在。由此还出现了胡言乱语、胡搅蛮缠、出洋相、发洋财等派生语言。蒙古族进关，北方语音改变，流行中原音韵及混合型蓝青官话。满族进关，又与满语满俗结合，出现许多新语新词，如长袍马褂、顶缨花翎、军机章京等等。分散各地的旗人向京城集中，使语言成分更加多样化。

　　汉字是表意文字，字体本身没有确定的音值，注音方法又不科学。唐朝以诗取仕，写诗必须押韵。哪些音值可以通押，哪些不能通押，需要有一个通行标准。为此，唐代编《唐韵》，北宋编《广韵》、《集韵》，南宋时期与之对峙之金王朝又刊行《平水韵》，平水韵一直在格律诗词范畴通行到现在。把极不一致的语音系统用音读排列汇编成一部韵书难度极大，拼凑势必破绽百出。以平水韵为例“东”“冬”二字，读音一致，却分属两个韵目。“丹”“关”“前”“南”四个字，读音合辙，也分属四个韵目。不同韵目不能互押。相反，“碑”与“儿”，“催”与“来”读音差异甚大，却划分归同一韵目，可以通押。《韵书》不但无助于语言统一，还由于分类和审音取舍不同，在某些方面变为集各种语音于一炉的大杂烩，进一步加深紊乱。由于入声字从中作祟，适应更难。如毛泽东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其六个韵脚，恶、缚、略、躍、鄂、落，同属入声十药韵目，用保留入声的广东话或江苏话读，琅琅上口，若用普通话读，因入声并入其他声调，互不协调，则佶屈聱牙。时代迁移和语言嬗变使旧韵书与现实音值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