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为了什么？千百年来，这个永恒的问题始终在拷问着人们。

　　大家知道，在封建社会，作为选拔人才唯一通道的科举制度将天下读书人一网打尽，“学而优则仕”始终是读书人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梦想，有的人从青丝考到白头，可谓皓首穷经，不遗余力。有的甚至因科举而神经错乱，酿成悲剧。《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正是这一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今虽然封建科举制度早已寿终正寝，虽然考大学并非成才的唯一途径，但莘莘学子考大学的积极性不亚于当年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有的屡考屡败，仍不回头，似乎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于是乎便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其实，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区。在这一点上，倒是我们的古人看得比较清楚。

　　《绥城》家训就说：“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计论货财，工匠则精致器用，伎艺则深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经论书。多见子弟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消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绪余，得一阶半级，便谓自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燕集，谈古赋诗，塞然低头。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今由勉学篇观之，为父兄者，于子弟成童时，观其资禀灵钝，量才授业，俾将来各有专营，各有成就，可谋衣食，无负读书虚名，耻习农工商贾业以自误也！”这一段浅近易懂的话似乎让人从现实中看到一百多年前它的影子。实际上它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要读书的问题。一方面，就学童而言，它批驳了“耻涉农商，羞务工伎”这一千百年来人们对读书与择业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就家长而言，它又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因材施教，量才授业。这倒颇有点言他人所未言，振聋发聩，从实际出发的味道。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在封建科举制度仍然严重禁锢人们思想的情况下，先祖能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是受了西方进步思想的启蒙和影响。

　　关于读书，《绥城》家训中不乏精辟见解。如“古人之书，安可尽读……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毋贪多毋贪名。”讲读书不在多而在精。“子弟年少，不当以世事分读书，但令以读书通世事。”讲读书的目的。“人不读书，禽兽何异；读不识字，不读何异？”讲读书的意义等等，于今天的人们也不无借鉴之处。

　　既读书，便有一个择友的问题。《绥城》家训指出：“张横渠先生曰：教小儿要安详恭敬。刘忠定公曰：子弟宁可终岁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小人。王文成公曰：子弟美质，须令晦养深厚……三家之言，实能洞见本源，为蒙养切要之旨。”我猜想上述三人不是社会贤良就是知名的教育家，否则怎会被先祖如此重视？又说：“习见人家子弟，其敬慎沈毅者，莫不成立；其傲慢浮夸者，莫不覆败，可不豫审哉！”又说：“子弟年少，切勿顺其所欲，须要训以谦恭。鲜衣美食，当为之禁；淫朋匪友，勿使之亲，则志趣自然朴实近理。”

　　上面三段话浅近易懂，其实讲了两层意思：一是教育问题，孩童良好的品质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的教育培养。人年少时若不愁衣食，便会失去进取之志。所以，要从小培养孩童的自然朴实，养成尊敬、谨慎、沉着、坚毅的品质，这才是成功之道。二是择友问题，“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欲了解一个人的品行，只须看他交的朋友便可知晓。交友不慎，便是学业覆败之道。为了进一步阐明上述思想，《绥城》家训还归纳出四句话，20个字：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今天家庭教育思想的源头，称得上是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至理名言。

　　（高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