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夏冠洲《初夏的博格达雪峰》

　　我和夏冠洲的文字之交，可以追溯到1963年。那时我所在的《新疆文学》曾对吴凯的小诗《秋雨》展开争鸣。还是新疆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冠洲来稿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评论编辑的我就把他的观点摘引在一篇综述文章里了。这件事我早已淡忘，后经冠洲提及，才依稀记得。他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向刊物投稿，对他走上美丽而艰辛的文学之路有着不小的影响。

　　时至1973年，冠洲已在最僻远的和田地区做基层文化工作，我则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复刊的《新疆文艺》。他以库尔班·吐鲁木骑着毛驴上北京的事迹为题材，写出了长诗《最幸福的时刻》和组诗《万方乐奏有于阗》等，寄给编辑部。那是大树特树伟大领袖“绝对权威”的年代，这类高亢的颂歌十分投合刊物的需要，因而以头题发表了。从此，我记住了和田有个诗人夏冠洲的名字。

　　20世纪80年代初，冠洲调到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他一边讲授当代文学课程，一边源源不断地写出一批诗歌、评论、小说、散文，成为新疆文学的重点作者。再加上我们都是从事当代文学的评论和研究的，共同的专业使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还有过几次愉快的合作。1992年，我俩一起编选了《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该书获得了自治区文艺类图书奖。2001年开始，我和雷茂奎、丁子几位已经退休的老先生参与了由新疆师范大学牵头、由冠洲具体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尽管这件事遇到了很多困难，也时有意见分歧，有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但总的来说我们都能以工作为重，彼此以诚相待，取长补短，因而较好地完成了这项填补中华民族文学史某种空缺的重大课题，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级的学术鉴定，同时也加深了个人的友谊。这中间，冠洲付出的心血和精力是最多的，承受的压力也是最大的，作为课题主持人，他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有了这种长期的交往，我以为对冠洲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勤奋自励、认真执著的治学态度，他的兴趣广泛，诗、书、画皆通的多才多艺，也包括他既率直、天真又敏感、脆弱的书生性格，他追求潇洒的诗意人生又常常被世俗功利、人际关系所困扰的矛盾心态，我都有过近距离的体察。因而，当他把自选的散文集《初夏的博格达雪峰》拿来要我写序时，作为年长于他的朋友，我就难于推托。

　　但是，当我读完这个集子的主要篇章时，我才发现我对他的了解其实是比较肤浅和片面的。他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世界，要坎坷、复杂得多；特别是他和新疆这块土地的血脉联系要广泛、深沉得多。这大概就是他能写出那么多见情见性的散文的主要原因或内驱力。

　　可以说，这本书是冠洲献给第二故乡新疆大地母亲的，也是他用一生感悟和这块土地的精神对话。(当然，冠洲对自己第一故乡也是很依恋的，与本书同时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丹江记忆》，就表达了他这种挚爱深情。）《初夏的博格达雪峰》分为“诗意人生”、“家住乌鲁木齐”、“天山南北”、“人物写真”四部分。如果说，第一部分是从时间的纬度上回顾他在新疆求学、成长、立业、圆梦的生命轨迹；那么，第二、三部分则从空间地域上展开了他对新疆山川风物、历史文化的理解和挚爱；而最后部分则写他和几个人物(有名人更有普通人的相遇相交，折射出新疆当代史尤其是文化史的几帧影像。冠洲不是以“流浪者”的身份，更不是以观光者、考察者的姿态来写新疆的，而是怀着感激以至感恩的心理，写他如何融入新疆、扎根新疆、最终成为地道的“新疆土著”的精神历程。的确，新疆庇护、养育了他，也锤炼、锻造了他，给了他以知识、才情和事业，圆了他文学的梦……所以他说，“新疆比故乡更值得依恋”。而冠洲也的确没有辜负这块土地的恩惠，他时时用一颗感恩的心，一种关切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