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我国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出生的那两代人，是伴随着俄苏文学成长起来的。

　　俄苏文学对于他们不仅仅是文学爱好，同时也是价值取向和精神情怀。因此，他们对于俄苏文学以及相关的俄罗斯文化(如音乐、舞蹈、电影等)都有特殊的偏爱，甚至演变成一种文化的执著和思维的定势。如今，仍有许多人，每当谈起俄苏文学作品和歌曲、电影时，总是津津乐道、眉飞色舞。这是一种文化情怀和文学情结的延续和再现。我就是这批人中的一分子。

　　这次出访俄罗斯，从文学的角度讲，我怀有一种“朝圣”的情怀。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我，却知道在莫斯科有许多用著名文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普希金大街、高尔基大街、赫尔岑大街、别林斯基大街……在俄罗斯的田野和城市里乘车旅行，处处都能看到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以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所描绘过的风光；时时都能感受到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以及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中所弥漫的气氛；风儿吹过白桦树的沙沙声、河水流过卵石滩的哗哗声，似乎都流贯着《红莓花儿开》、《喀秋莎》与《小路》的旋律。

　　这是一次重温旧梦的旅行。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在圣彼得堡夏宫的普希金公园，我频频与普希金的雕像合影，也算满足了多年的思慕之情。在皇村(普希金城)有一座普希金世界艺术展览中心，是诗人1811到1817年读书学习过的地方，我们到那里时才下午五点钟，展览中心已经下班了。我们向管理人员一再说明：我们来自遥远的中国，只想匆忙地看一遍，也没得到允许，留下了终生的遗憾。在新圣女公墓，我凭借40多年前的一点俄语功底，很顺利地找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等作家与诗人的墓碑，一一拍照留念，算是圆了自己少年时代的文学艺术之梦。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曾说，他是喝着俄罗斯文学的乳汁成长的。著名作家王蒙则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作为普通人，俄苏文学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我求学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成为人人手中的读物，成为滋育青少年的一股热流，成为思想工作与群众工作广泛采用的一种手段。记得1958年夏天，我正在读高中一年级，我和同学们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在班主任的倡导下，我们的班级在6月9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日)这一天，被命名为“保尔·柯察金班”。我们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写了致敬信。不久，居然收到了老人家的亲切回信，使一群纯真的少男少女们倍受鼓舞。现在我能够荣幸地作为他们的代表，不远万里前来拜谒心中的偶像，此时此地的感慨该有何等强烈！

　　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现了“极一时之盛”的局面，数量上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另据一项统计资料披露，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过来。有90种以上的作品印数超过10万册。其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叶尔绍夫兄弟》、《海鸥》的印数都在100万和150万册以上。还有几种作品，如《普通一兵》、《古丽雅的道路》等的印数都在50万到100万册之间。这一切，就为中国读者逐渐形成“俄苏文学情结”营造了浓浓的社会文化氛围。

　　“苏联文学的影响可能比苏联这个国家的影响更长远。”(王蒙)苏联文学以至俄罗斯文学的思维、情调与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身上屡屡开花结果，我在花甲之年的俄罗斯之旅也印证了这一点。 作者：吴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