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原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是地理概念中的“万山之祖”，是神话体系中的“帝之下都”，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山海经》“河出昆仑”的原始叙事，到毛泽东“横空出世，莽昆仑”的豪迈抒怀，昆仑意象始终贯穿中华文明演进历程。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提出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2022年1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标志着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三长两河”的建设格局正式形成。

在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格局中，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与昆仑文化具有独特的“同源”关系。黄河、长江，这两条发源于昆仑山脉的伟大河流，如巨龙般自西向东奔涌而下，孕育了肥沃的土地，更在历史长河中，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轴线”。昆仑山作为其源头所在，与黄河、长江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原点与地理脉络，从神话传说到实证探索，从多元信仰到共同历史，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

昆仑文化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昆仑巍峨雪峰奔涌而下，蜿蜒万里，不仅孕育了肥沃的土壤与丰富的资源，更是一条历史长河。昆仑山作为其源头所在，与黄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原点与地理脉络。从神话传说到实证探索，从多元信仰到共同历史，黄河与昆仑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与发展。

昆仑为源，黄河为流，共筑华夏地理谱系。

历史上，昆仑与黄河的文化地理关系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山海经·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记载奠定了“河出昆仑”的地理观念。《尔雅·释水》篇云：“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以昆仑为黄河的源头。《淮南子·地形训》中有“河出积石”的记载。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提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地区的和田河、叶尔羌河等塔里木河支流，认为其注入罗布泊后潜流地下，至积石山复出，形成黄河，此即“重源说”。汉武帝采纳其说，将于阗南山正式命名为“昆仑山”，强化了昆仑与河源的联系。班固则在《汉书·西域传》中接受重源说，确立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潜流地下后出积石山的观点。隋朝，隋炀帝平定吐谷浑后，于青海等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中河源郡位于积石山以西、古赤水城(今青海省兴海县东南黄河西岸)，邻近黄河源头。唐代通过军事、出使与地理考察，实现了对黄河源头的实地探察。侯君集、李道宗征讨吐谷浑时亲至河源，唐蕃和亲亦在此附近完成；贾耽、刘元鼎等人进一步考证，将河源明确至巴颜喀拉山区域，时人对“河出昆仑”的地理认知已逐渐接近实际。现存宋代《历代地理指掌图》所收唐代“唐十道图”中已标注“星宿海”这一河源地名称，表明最晚在唐代，中原对黄河源的认识已准确抵达该地。

元代朝廷派都实考察黄河源，绘制了《黄河源图》并撰写考察记，后由潘昂霄整理为《河源志》，确定其源头在星宿海，并指出旁有大雪山即昆仑，亦被明代《大明一统志》《河防一览》等文献及高僧宗泐所验证，形成了对河源昆仑方位的稳定认知。清代通过大规模测绘，首次较为系统地廓清了昆仑山系的走向。康熙年间，拉锡、舒兰等人奉命探寻河源，记载其源头为星宿海，并指出环抱此地的山脉蒙古语称“库尔坤”，即昆仑山。至乾隆时，阿弥达再赴河源测绘，朝廷据此编纂《河源纪略》并绘制《黄河源图》，最终确认黄河正源在巴颜喀拉山北麓，然仍沿用“河出昆仑”的传统表述。由此可见，昆仑山与黄河的关系经历了从神话传说到逐步实证的漫长过程。尽管科学认知不断推进，黄河源头得以明确，但“河出昆仑”作为根深蒂固的地理、文化与政治观念，始终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从自然地理上看，昆仑山作为“万山之祖”，横亘于中国西部，从喀喇昆仑向东延伸至祁连山、秦岭、大别山，构成了地理学上的“中央山系”，更是文化上的“中华龙脉”，是生态系统的源头和核心。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源头正是位于昆仑山系中的巴颜喀拉山。昆仑山与青藏高原共同构成了中国地势的第一级台阶，这里不仅是山宗，更是水源，孕育了众多辐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重要河流。黄河作为其中之一，从昆仑山发源后，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省区，最终注入渤海，形成了广阔的华北平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水资源。昆仑山及其周边的青藏高原地区，拥有丰富的冰川和积雪，是黄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每年春夏季节，冰川融水和降水汇聚成河流，为黄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量，保障了中下游地区农业灌溉、工业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

从具体流域看，黄河上游流经昆仑山支脉阿尼玛卿山，在“几字弯”处接纳来自昆仑北麓的湟水、洮河等支流。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是昆仑文化与黄河文明交融的核心区域，这里的二里头、殷墟等遗址既是早期“中国”的核心，也是昆仑文化“中”观念的诞生地。黄河中下游区位居中，与北方、西向的游牧人群交往交流交融更为频繁，较早形成“中”的观念，而这一“中”观念的源头，正是昆仑文化所蕴含的“天地之中”宇宙观。黄河下游的黄淮海大平原，是昆仑文化“大一统”理念的实践场域，从夏商周的“中原一统”，到秦汉以后的“全国一统”，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始终以昆仑为“精神源头”，形成“源在昆仑、流在黄河、以中为中”的空间谱系。

而昆仑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价值，则在华夏文明长河中持续传承。昆仑文化在历史上蕴含的“大一统”基因、奋斗精神与黄河文明的秩序建构、治黄实践高度契合，形成“精神同源、实践同流”的价值传承。

“大一统”理念的共同构建。自汉代起，昆仑与黄河的关系便被共同纳入“大一统”的政治叙事，二者成为象征疆域完整与文化正统的核心符号。汉武帝采纳张骞之说，根据“古图书”将于阗南山命名为“昆仑”，并认定其为黄河源头。此举不仅是对河源的地理确认，更是通过将“河出昆仑”这一文化信念转化为政治实践，将西域纳入“中华天下”体系的政治宣示。至此，昆仑山与黄河源头被合铸为象征“天之中柱、地之轴心”的国家地理标志，成为王权与天命合一的具象体现。至元、清两代，通过系统性的国家勘探与地图绘制，昆仑与黄河的符号意义被进一步强化为对边疆地区的主权宣示。元世祖忽必烈遣都实探查河源并绘《黄河源图》，首次以中央勘察形式将青藏地区纳入国家地理认知框架。清代更将此举推向制度高峰：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命拉锡、舒兰“直穷其源”，勘察后确认扎陵湖以西三河为黄河正源，绘成《星宿河源图》，并将河源地区精确载入《皇舆全览图》。这既是科学探索，更是通过地图测绘实现的疆域主权宣告。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再遣阿弥达“恭诣河源致祭”，《清实录》记载其谕旨：“兹特遣伊子阿弥达驰往西宁，同留保住并章嘉呼图克图之弟吹卜藏呼图克图，恭诣河源致祭。仰祈神佑，庶得迅奏成功。”此举将政治勘察与祭祀仪式相结合，以神圣化的方式重申中央对河源及昆仑所在边疆地区的统治权威。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从汉代的命名定源，到元清的勘察制图与祭祀，昆仑与黄河始终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政治符号，共同服务于“大一统”的构建。历代王朝通过对“河出昆仑”这一文化母题的不断确认与仪式化实践，成功地将地理探索转化为疆域认同，将文化想象巩固为政治现实，从而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与文明延绵不断的空间基础。

奋斗精神的共同彰显。昆仑神话是奋斗精神的文化源头与价值典范。从《淮南子·览冥训》所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的创世神话，到《史记·夏本纪》中“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的大禹治水叙事，昆仑系神话构建了面对巨大挑战时“主动担当、百折不挠”的原始意象。这种神话精神深刻驱动了历史实践：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到元代都实奉忽必烈之命探寻河源，到清代康熙、乾隆两朝持续组织拉锡、阿弥达等人进行大规模勘察并绘制《河源图》，历代对昆仑河源的执着探索，正是“自强不息”精神在国家文化、地理认知与疆域构建层面的延续。黄河治理是奋斗精神的千年实践与精神升华。面对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自然特性，中华民族的治黄史是一部制度化、体系化的集体奋斗史。秦统一后，为建立全国性治水体系，推行“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政策，即拆除原列国边境阻碍泄洪的堤防与关卡，此举标志着黄河等大河的治理，首次得以超越局部地域的限制，从国家整体层面进行统一规划和系统管理。东汉王景通过“筑堤、修渠、建立水门”的系统工程，实现“汴渠分流”，使黄河安流近800年。宋代采取分段筑堤、建设埽岸工程、及时堵塞决口及利用河道改道等综合措施，逐步建立了系统化的堤防体系。明代潘季驯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治河战略。清代在明代基础上，通过加高培厚旧堤、创筑临河与缕堤等新型堤防，并依据河势变化持续增筑，建立了系统化的堤防体系。及至现代，“治黄精神”在科学组织与集体奉献中达到新高度。以1946年成立的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为起点，新生政权开启了“人民治黄”的新纪元。面对1949年特大洪水，涌现出以特等功臣戴令德为代表的“人在堤在”的英勇事迹。由此凝练的“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当代黄河精神，其内核与远古大禹“疏川导滞”的奋斗原型一脉相承。昆仑神话为奋斗精神提供了崇高的文化意象与价值源头，而黄河治理则将其转化为国家与民族的集体实践，共同彰显并塑造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生生不息的坚韧品格。

天人合一的共同智慧。昆仑文化构筑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文化原型。汉代《河图括地象》便记载：“昆仑之虚，下洞含右……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古代星图中亦常将昆仑与紫微垣等天区对应，形成“天形昆仑”的天地同构观念，衍生出对自然的深层敬畏与和谐共生实践。汉代以来，国家祭祀体系中常将“河源”与“昆仑”并列为祭祀对象，《汉书·郊祀志》所载的祭祀礼仪，正是这种“敬畏自然、崇拜源头”生态伦理的制度化体现。黄河治理是“天人合一”智慧的动态实践典范。历代治黄不仅是一项技术工程，更是一套调和“人之力”与“天之数”的哲学体系。西汉贾让在著名的《治河三策》中，便提出“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不与水争咫尺之地”的顶层设计思想，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的鲜明体现。尤为重要的是，历代王朝通过制度化的“河祭”将技术实践提升至伦理高度。这种“治”与“祭”的结合，完美诠释了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持敬畏的“天人合一”平衡艺术。从昆仑的宇宙观原型，到黄河治祭并重的千年实践，“天人合一”的智慧构成了一条连贯的精神与实践脉络，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范式。

尤为重要的是，昆仑符号与黄河载体，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表征，二者相互交融、彼此支撑，共同构建起中华民族认同的坚实共同体。昆仑作为万山之宗、江河之源，是各民族共同崇奉的精神原点；黄河自西向东贯穿中国腹地，孕育多元一体文明生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轴线”，二者共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精神基础。

共同信仰的纽带作用。昆仑与黄河在中华民族认同中共同构筑了“神圣同源”的信仰体系，成为凝聚多民族精神认同的重要基石。昆仑崇拜本质上是“天崇拜”的体现。这一信仰在历史上多民族中一脉相承，“河出昆仑”是这一信仰体系的核心地理认知，各民族基于此形成了“同饮黄河水、同溯昆仑源”的集体意识：藏族尊巴颜喀拉山为神山，其水流为圣泉。藏文古籍《西藏王统记》记载吐蕃赞普迎请尼泊尔工匠于“雪域圣水之源”建寺，其中蕴含的水源神圣观念与河源崇拜相通。羌族史诗《羌戈大战》将河湟谷地记述为先民迁徙与生存的族源空间。回族在黄河滋养的宁夏平原建立家园，清代《宁夏府志》中多有引黄灌溉形成“回汉共利”的渠务记载。这些跨越朝代各民族多重实践，构成了一个持续的共享精神场域，将昆仑与黄河信仰从观念转化为具身的集体记忆，成为维系民族情感、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深刻见证，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共同历史的记忆沉淀。昆仑文化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符号”，其见证贯穿于黄河文明的发展脉络与东西交流的千年历程。汉代西域各族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原频繁往来，黄河上游成为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物质与文化在此交汇。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新疆和田玉器，证明至少三千多年前，源自昆仑山系的“昆冈之玉”已跨越千里，进入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玉出昆冈”的记载由此得到实证。这条绵延不绝的“玉石之路”，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早期纽带，也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奠定基础。北宋时期，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黄河上游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元代，女真族官员都实率队探察河源，开启国家主导的河源勘察；清代，满族帝王康熙、乾隆主持黄河治理与河源测绘，将河源地理正式纳入国家舆图。这些实践，不仅推动了黄河流域的开发与治理，更共同构筑了多民族参与的文明图景。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缔造了黄河文明的深厚积淀，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共同历史记忆。

共同未来的实践基础。新时代实施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已成为各民族共同追求的发展愿景。以黄河上游为例，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自启动体制试点以来，创新建立“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1.7万名牧民加入生态管护队伍中，不仅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也让他们端上了绿色饭碗、吃上了“生态饭”。藏族、回族、羌族等民族积极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守护中华水塔的生态安全，体现了“生态优先、共同发展”的现代治理理念，与昆仑文化中“守护源头、共守天下”的整体性生态观一脉相承。以黄河为纽带的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平台，为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现实路径，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昆仑文化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长江与黄河同源昆仑、共育中华，是中华民族另一条伟大的母亲河。她自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奔涌而下，横贯东西，润泽四方，滋养了灿烂的稻作文明、舟楫之利和城市繁荣。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流域孕育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多姿多彩的地域文明，与黄河流域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双核联动”的宏大格局。

昆仑为脉、长江为流的地理联动。昆仑山与长江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着密切而深远的关联。昆仑山位于中国西部，横亘于青藏高原北部，是亚洲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而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源头位于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从地理空间上看，昆仑山与长江流域通过水系紧密相连，昆仑山的冰川融水汇聚成涓涓细流，一路汇聚百川，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等11个省区市，形成浩荡东流的长江，滋养着中下游广袤的土地，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昆仑山的高寒气候和丰富的冰川资源为长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保障，而长江则将这些水源转化为生命之源，支撑着中国南方数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昆仑与长江在地理空间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灿烂的华夏文明。

昆仑文化与长江文化的精神契合。昆仑与长江在精神结构上构成“源”与“流”的深层对应，共同奠定中华文明的价值根基。从具体流域看，长江上游的金沙江穿越昆仑山系的横断山脉，与澜沧江、怒江共同构成“三江并流”奇观，这一区域既是昆仑文化向西南传播的“通道”，也是长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三星堆、金沙遗址即其代表。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十日”造型，与《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高度契合，且扶桑与昆仑建木同属“宇宙树”体系。

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其宇宙观念与神话系统深受昆仑文化影响。屈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昆仑意象，正是这一影响的集中体现：《离骚》中“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九章·涉江》中“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九歌·河伯》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这些诗句赋予昆仑以神圣崇高的象征意义，也深刻反映了楚文化对昆仑神话体系的吸收与重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中指示灵魂飞升路径的观念，与彝、羌等民族《指路经》灵魂归天的昆仑叙事一致。

长江下游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与昆仑文化在精神信仰、礼器形制和宇宙观层面深度关联。良渚核心礼器玉琮，外方内圆、侧呈亞形的形制，与《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载昆仑“昆仑之虚，方圆八百里，高万仞。”的特征高度契合，其上纹饰亦与昆仑“百神所在”的神圣叙事呼应。“玉琮王”的神人兽面纹，其虎形元素与《山海经·西山经》载昆仑神陆吾“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形成呼应。良渚玉琮“祀天通天”的功能，与昆仑文化核心内涵一脉相承。由此可见，长江流域参与并丰富了昆仑神话的跨地域建构，最终与黄河流域共同成为推动华夏宇宙观“多元一体”演进的重要文化双核。

昆仑叙事与长江记忆的共同体塑造。昆仑文化作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符号，与长江流域承载的历史记忆相结合，共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迁徙记忆凝聚民族情感。昆仑山系所在的青藏高原东部及横断山脉区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地理源头与精神原乡，自古以来是多个民族迁徙出发或途经的关键地标，由此形成了以“溯江（河）而下、逐水而居”为特征的民族流动图景。从历史源流看，西南多个民族的口传史诗与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证据均指向这一共同的历史记忆。具体到迁徙过程，各民族的路线与长江水系高度重合，并与茶马古道、藏羌彝走廊等历史通道交织。综上所述，从“昆仑余脉”这一共享的祖源地意象出发，经由“沿江南下”这一共同的迁徙路径，最终在西南山地形成交错聚居的格局，强化了“同源共流、共迁共居”的集体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深厚而具体的历史情感基础。

其次，文明共创彰显民族智慧。昆仑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与秩序理念，深刻影响了长江流域多民族文明的创造，形成了一系列融合多元智慧的杰出成就。最具代表性的是长江上游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观念上，其核心意象深刻体现了昆仑神话体系的跨地域影响。例如，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学界普遍认为其原型是《山海经》等文献中记载的“扶桑”“若木”或“建木”。《山海经·海内经》载：“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大皞爰过，黄帝所为”，描述了位于“天地之中”的通天神树；《淮南子·地形训》更明确“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而“都广”之地历来被认为在古蜀区域。三星堆神树九枝栖鸟、龙蛇缘树而下的形象，正是这种“宇宙树”神话的立体化、仪式化呈现，反映了古蜀统治集团通过对通天渠道的垄断，构建王权神圣性的努力。同时，神树上的鸟、璋器上的山形纹饰，也可能融入了川西高原古羌、氐族群对太阳、神鸟与圣山的自然崇拜元素。因此，三星堆文明并非“外来”或“单一源头”的产物，而是昆仑宇宙观南下传播后，在长江上游与本地信仰、周边族群智慧相遇，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早期“多元一体”格局中，那种动态、开放、相互启迪的共创模式。

再次，协同发展共筑民族未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流域内各民族共同参与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系统化平台，形成了多层次、跨领域的协同发展格局。例如长江上游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居住着26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9.3%。各族群众既能讲普通话，又能行藏家礼、唱傈僳歌，藏式建筑、傈僳风情、纳西瓦房交相辉映，形成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局面。2023年，全州累计接待游客2522万人次，文旅产业增加值达41.72亿元”。实现了生态价值向民生福祉的有效转化，这种“发展共担、成果共享”的实践模式，正是昆仑文化中“天下共守、生生不息”精神在当代的生动体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江河同源，文脉共生。昆仑与黄河、长江的关系，是“源”与“流”的永恒对话，是“山”与“水”的和谐共生。昆仑山脉以其巍峨之姿，孕育了两大母亲河，而黄河、长江则以其奔流不息的活力，将昆仑的精神血脉传遍中华大地。

从空间维度看，“河出昆仑”“江源昆仑”是一种地理事实，更是一种文化观念，它将中华文明的空间叙事锚定在西部高原的神圣坐标上，形成了“源在昆仑、流在江河”的空间谱系。从价值维度看，昆仑文化蕴含的“大一统”基因、奋斗精神、天人合一智慧，在黄河治理与长江开发的千年实践中得到传承与升华，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从认同维度看，昆仑作为各民族共同崇拜的精神原点，黄河、长江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轴线，二者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与昆仑文化的深度对话，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传承与保护，更是对中华文明空间格局与精神内涵的当代阐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昆仑文化与江河文明的共生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平台，使“源远”与“流长”在新时代实现了有机统一。

江河滔滔，奔流不息，正如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昆仑与黄河、长江共同书写的文化共生篇章，将继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焕发新的光彩，彰显中华文明的蓬勃生命力与深厚底蕴。(韩子勇 高琰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