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翠英（伊宁）

河道那棵苍老的歪脖树，总让我想起包尔爷爷。

记忆里既模糊又清晰的包尔爷爷，住在巷口东头第一家，我家住在巷口西头第二家。自我记事起，包尔爷爷就只有儿孙，没有包尔奶奶。包尔爷爷的家，在庄子里也算是个大家族。他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最小的儿孙和我一般年纪。那时庄子里的老少都叫他包尔爷爷。包尔爷爷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不长不短的黑条纹褂子、一双千层底的黑条纹布鞋。上了岁数的包尔爷爷额头的皱纹很深，胡须早已泛白，慈祥一笑，仅有的那几颗稀疏的牙齿，一目了然。

我们小孩儿都喜欢包尔爷爷。巷子对面是庄子里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很多人家都是种玉米、向日葵，唯有包尔爷爷在地里种梨瓜和“糖葫蕾”。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糖葫蕾”的学名叫树莓。它个头大，芯儿中间有个孔，有点像玛瑙，微酸偏甜。每到春天，包尔爷爷就会在他家的地边翻那么一溜，平整好后，打上一条长垄，将泡在小铁碗里的梨瓜籽用捏碎的黏土拌一拌，在地里隔一段距离挖个小窝埋上两粒，然后插上一截小木棍留个标记。从梨瓜籽种下去开始，每天都能看到包尔爷爷在地边转悠。梨瓜旁边有一溜多年生的树莓，包尔爷爷用木棒给它们搭了个架子。一场微雨之后，梨瓜就开始冒芽爬出地面，待到它拉长的瓜蔓爬满金色的小黄花时，全身刺的树莓枝条已是绿叶舒展。这期间，包尔爷爷就会不断地进行田间管理。他将一筐牛羊粪提到地里，用小铲子在瓜蔓根部刨个小坑，铲上一小铲牛羊粪倒进去，用土掩埋好，再用小铲子轻轻拍一拍。梨瓜成熟，包尔爷爷就会摘些梨瓜，坐在门口的地毡上，招着手把能看到的孩子都叫过来。待到树莓熟了，他就在自己编的那个可爱的篮子里，摘一篮子饱满晶莹如红玉般诱人的果实，那味道至今令人难忘。

包尔爷爷是个编制家什的高手。每年在河道两旁的柳树吐露鹅黄心事的季节里，在那棵离巷尾最近、离河道不远的歪脖树下，就会看到包尔爷爷坐在自己编制的柳条凳上编制背篓、箩筐和抬把。包尔爷爷编家什的柳条都是就地取材。他把河道边柳树的枝条割下来，从里面挑选适合的枝条，再把它们整齐地扎成小捆，末端压上几块鹅卵石，浸泡在浅水处。待枝条浸泡到一定时间，他就捞出一捆放在自己的左脚边，开始工作。柔韧的柳条在他眼前摇来晃去，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灵活、麻利地在编制物上扭来扭去。每次完成，包尔爷爷就会把物件放在树旁欣赏，待他对自己的作品满意了，就会让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试一试。那一刻，他就会坐在柳条凳上，靠着身后那棵树，左手捋着银白的胡须，露出那寥寥无几的牙齿，眯着眼睛呵呵地笑。

我们是包尔爷爷编制家什时最忠实的观众，也是他的小帮手。他编制的时候，我们给他递枝条、递剪刀，还帮他踩住需要压住的编了一半的家什。收工的时候，包尔爷爷背着双手走在前面，我们几个轮流拿着包尔爷爷的成果，送他回家。包尔爷爷看我们放好家什后，就会从炕上墙壁那个遮着花布帘的小小墙洞里，取出一个带着小锁的小木箱，打开锁取出几颗水果糖，我们一人一颗。

包尔爷爷过世那天，是个黄昏。那天的夕阳本来会很美，却被零散的云遮住了。我们几个小伙伴听到消息，趴在窗玻璃上，看到包尔爷爷安静地躺在那窄窄的土床上，银白色的胡须在微弱的油灯下微微泛黄，炕头那斑驳的白灰墙上映着他一动不动的躯体的影子。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的第一个过世的人。可那时因为年纪小，对死亡的理解并不清晰，被大人们说的“包尔爷爷只是累了、睡着了、需要好好休息”之类的话蒙蔽了。直到第二天包尔爷爷被人们抬到河道对面的那片坟地里，很快变成一个黄土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再也见不到包尔爷爷，再也没有那个看着我们吃他种的梨瓜、树莓的慈祥爷爷了。我幼小心灵对于死亡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从未有过的困乏席卷了身心。

时隔数十年，远去的只是岁月，记忆仍在年轮上打着转儿。河道依然在南，巷道依旧在北。河道和巷道依然唇齿相依。只是巷道对面包尔爷爷曾经种过梨瓜的那一大片地，成了巷道。随着时代变迁，村庄的巷道美得像盛开的花，河道上那几条溪流，早已变成了一条主渠道。巷道里再也看不到儿时那挑水的热闹画面了，自来水都安到灶台边了。但那段连着巷尾和河道的大坡依然是儿时记忆里的模样。河道旁的那棵树虽已年迈，却还健在，它粗糙的身躯依然倔强地支撑着枝杈，在秋风中挥舞着枝条。恍惚间，我看见包尔爷爷坐在柳条凳上，柳条在他手中穿梭、变化，越来越短，他脚边的浅水洼里，金色的柳叶打着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