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嘉亮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简，从竹，间声”“牍，书版也，从片”。古代篆文“木”字写为“米”，片就是剖开的木。由此，我们知道早期简是竹质的，牍为木质。但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古代简、牍，却既有木质的，也有竹质的，简单把它们统称“竹简”“木牍”并不确切，于是有学者将其统称为“简牍”。

　　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和各地出土简牍实物，从殷商至魏晋，也就是在纸张尚未发明和广泛用于书写之前，竹简木牍一度是我国中原及其他地区十分重要的书写材料。到了魏晋之后，纸张在中原一带逐渐普及并被广泛使用，而在居地相对偏僻的西域地区，简牍的使用则一直延续至公元4世纪左右。其时，从皇帝的诏令，到普通人的书信、账簿，都记载在这些竹片和木板上。这些竹片和木板比起另外一些书写材料，如纸、帛缣等质地坚固得多，因此就有可能较长时间地流传和保存下来。简牍上的文字遗迹，由于没有经过后人的辗转抄写，保持着书写时最原始的内容和较原始的状态，因此成为研究古代人文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西域简牍是我国古代简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承载着珍贵的史料信息，而且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今天增强文化认同，践行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具有重要载体价值和研究价值。

一

　　西域是近世最早发现简牍的地区之一。中国简牍发现出土，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主要包括：西汉武帝初年，鲁恭王刘馀拆毁孔子旧宅时在夹壁中获得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古文经传数十篇，也就是著名的“孔壁中经”；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在汲郡（今河南卫辉）战国墓里出土的《穆天子传》《纪年》《师春》《琐语》等一批竹简古书，也就是著名的“汲冢竹书”。这两次简牍的发现对后来的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真正大规模的发现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由新疆尼雅、甘肃敦煌到全国各地不断发掘出土的简牍文献。这批简牍不仅将我国简牍的出土地域扩展、书写时代拉长，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均远远盛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发现。

　　1901年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抵达尼雅并发现40余枚汉文木简及524枚佉卢文木牍，从此拉开了20世纪中国简牍百年发现史的序幕，之后又曾先后17次分别在尼雅、楼兰、罗布淖尔、土垠、巴楚、吐鲁番等地共出土两汉魏晋时期的汉文木简816枚。这开启了近代以来古简发掘的大门，重新引起了各界对古代简牍这一特殊文字遗迹的空前关注。

　　从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西域简牍主要分布在今天新疆的南疆地区，具体来说就是塔里木盆地的部分西域古城郭遗址，如尼雅遗址、楼兰遗址、于阗遗址等，占西域简牍出土总数的90%以上。另外，近年来在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古代遗址中，比如入选“202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的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就出土唐代简牍119枚，这些新出土的古代简牍，无论从地域还是时间上，均不同程度地充实了西域简牍的构成。

　　西域汉文简牍的书写时间主要是汉至魏晋时期，其中：两汉时期的西域简牍主要集中出土于尼雅遗址和土垠遗址。尼雅木简主要集中出土于斯坦因编号的N5和N14号遗址，这里应该是当时精绝国的宫廷所在地。尼雅木简均无明确纪年，但是根据内容大致分为西汉简、新莽简和东汉简三组。

　　1914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共同对尼雅出土的文书进行了研究，首次明确尼雅N14号遗址出土的简牍应为汉简，认为“今尼雅所出木简十余，隶书精妙，似汉末人书，尚在永平以后……盖后汉中叶，精绝仍离鄯善而自立也”。196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史树青在对尼雅木简进行研究后提出新说，认为尼雅木简的书写时代应该在西汉或新莽年间。通过以上可以确定的是，尼雅简牍的书写时间主要集中在两汉的精绝国时期，属于汉简。

　　土垠遗址由黄文弼1930年首次发现并发掘，1934年再次考察发掘，共发掘出土简牍71枚。土垠简牍中多有明确纪年，且其纪年约在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至汉成帝元延五年（公元前8年），“计四十二年，在此期间，西域已设都护府，并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匈奴为藩属，汉威远播，西域各国均附汉”“此地在此时为最盛时期”，所以土垠简牍可以完全确定是汉简，那么土垠汉简也就成为迄今为止在楼兰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批汉字书法实物，也是迄今新疆境内出土最早的西汉纪年木简。

　　魏晋时期的西域简牍主要集中出土于楼兰及其周边的古代城郭遗址。楼兰故城遗址是新疆唯一以魏晋前凉时期为主，并具有强烈汉文化色彩的大遗址。遗址出土的简牍残纸中纪年文书约48件，基本属于曹魏晚期至东晋前期约70年间（公元3世纪后半期至公元4世纪前半期）的书迹，主要集中在公元270年（西晋时期）前后。其中纪年最早的为三国曹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残纸，最晚的是前凉建兴十八年（公元330年）简牍。这说明曹魏和西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治所驻地就在楼兰，其时正是楼兰古国最为兴盛的时期、汉文化对楼兰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也是楼兰书法发展最快的时期。

　　隋唐及其以后时期的西域简牍在2021年前还未曾发现，直到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遗址出土的119枚唐代简牍就将西域简牍的最晚书写时间向后延续了300多年。同时，这批唐代简牍也成为国内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

二

　　西域简牍的书写材料上“尽为木质”。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地区，古代的简主要用竹和玉来制作，而牍则用木来制作，而且从数量来看，绝大多数为竹制简。但是，西域简牍的制作材料是明显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简牍的，如1901年，斯坦因在新疆进行文物盗掘时，从尼雅遗址的一处斜坡上一次“就拾到三块有字的木版”，同时在另外一处地方，“木版仍然成捆的弃置于有荫的坡上，受着一年的日晒，最上面的木版字迹已经部分地受了影响”；还从一处房屋遗址内“起出一堆小版……显然是排放得有一定次序的古文书”“又找出两打的木版文书。……又得到八十五块左右的木牍”。通过《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记载，可以确定斯坦因在西域的多次盗掘中，所得简牍几乎全部是木质，没有发现竹简。另外，从继斯坦因之后新疆陆续发现更多的简牍来看，制作材料也基本为木质。

　　西域简牍的形制风格上“不拘一格”。史书关于汉简的形制曾有记载，《后汉书·光武帝本纪》中述及汉简的长度时就说：“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策用尺一木，两行”，这就说明汉代简牍的长度应该有三种，分别为二尺、一尺、尺一。不过王国维却认为“汉时诏牍，仅有一尺、尺一两种”。其实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以上说法远未能涵盖汉简形制之全貌。一般来说，中原地区的简牍基本是按国家所定形制制作，而西域地区的简牍则时常根据需要而任意制作，故呈现十分繁杂的状况。譬如，1901年斯坦因在尼雅一处房屋遗址中发现的木牍，“除去少量为长方形的外，所得木牍基本为楔形，长度由七寸至十五寸不等”；在另一处遗址发现“木牍的大小与形状相差较大，其中有楔形木牍，也有长方形木牍”“有些体积还比较大，长达三十寸左右”；同时还在另外一处房屋遗址内发现了“一组作直角长方形，长自四寸至十六寸不等”的木牍。西域简牍中还有一种“双牍”，主要用于官府通讯，两牍各有一端呈长方形，另外一端则呈尖状形，两牍在呈尖状形一端的相同位置上各钻有一绳孔，文字从下牍的内面开始写起，写不完时便续写在上牍的内面。尼雅遗址出土的“王族赠礼木签”则为8枚下端两侧有三角形缺口的“签式”木牍，缺口当为系绳所用。西域简牍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形制，那就是“封检式”木牍，这类木牍主要集中出土于尼雅遗址，且内容有部分为汉文字，还有部分为佉卢文，一般是两块木牍用绳子绑在一起，上面的片木牍有一个凹槽，里面放绳结和封泥，再加盖印章。另外，还有少量的“楬式”木牍、“斛式”木牍等。

三

　　西域书法遗存的书写者有屯田居民、戍边将士和书吏官员等，其中也出现了如李柏、张济（超）等一批造诣极高的书家，他们的书法风格精彩纷呈，形式丰富多样，但是整体上却蕴藏着一种鲜明而统一的特征，体现了西域书法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从尼雅简牍、土垠简牍和楼兰简牍等西域简牍的具体内容来看，除了个别的习字残简外，基本上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实用记录，因此这些简牍墨迹大都呈现出书者朴素自然的个性特质。这些无意于创作而创作的东西，与西北地区所发现的同时期书法，如敦煌简牍、居延简牍等，共同构成了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流派，它们在传承中国书法最基本的规范要求的同时，又绝少束缚于刻板因袭的程式化桎梏，处处洋溢着率真恣肆和写意闲适的神韵；其形式活泼自然，没有丝毫的刻意雕饰之态，常常蕴含着一种刚毅劲健、潇洒奇宕、拙朴真挚的本质之美；其书法结体静中寓动、平中寓奇、沉稳中寓跌宕，给人以一种审美上的愉悦，尤其是整体上充分应用疏密、向背、欹正、大小等诸多对比因素，充分展现出一种波诡云谲、不可端倪的意趣。正所谓大小之中，玄机幽渺；正斜之间，仪态万千。

　　所以说，西域简牍的创作者有汉族也有可能是其他民族，有本土居民也有从中原及河西一带迁徙而来的官吏居民，不同的作者有着不同艺术格调和文化背景，他们汇集在具有特殊人文背景与自然环境的西域，共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书法艺术流派，不仅是中国古代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着十分显著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其往往是多种语言文字相互渗透融合，各种书写方法相互借鉴使用，时常出现一枚简牍上有多种书体的现象，正是“一园沃土百花开，万紫千红俱神采”，从而成为中国书法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两汉晋唐是我国书法由成熟迈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期，尤其是魏晋书法，它上承汉末成熟隶书并达到顶峰，下启由隶变产生的草书、行书、楷书等今体书法系统。然而汉晋时期的墨迹真正传世下来的极少，除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外几乎都是后人的摹本。西域出土的简牍墨迹时间上跨越汉晋唐，特别是楼兰简牍墨迹主要集中在魏晋时期，这就刚好填补了这一时期书法史上的空白，也为我们窥探晋人真实书写状态提供了重要参照。

　　其一，真实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笔意笔法。由于西域简牍墨迹的特殊存在形式，使得其具有了碑刻所无法比拟的书法艺术价值。著名学者刘咸炘认为，欲要详细了解笔墨的真谛，则只有依据于墨迹作品，碑铭石刻是没有办法体现的。通过将楼兰出土魏晋时期的简牍墨迹与其前代的简牍比较可以发现，楼兰魏晋简牍中行楷、行草、草书作品居于多数，而带有明显波磔的隶书几乎已经消失不见，这就正好印证了现存不多的魏晋法帖或墨迹，如钟繇的《宣示表》《力命表》、陆机的《平复帖》以及王羲之的诸帖等。

　　其二，启发了对传统的书法史学观点的重新认识。楼兰出土的大量魏晋时期简牍墨迹，与同时出土的残纸墨迹共同证实了中国帖学书法产生的多元性，也就是说在帖学代表人物王羲之出现以前，帖学书风就已经成熟普及于西域特别是楼兰地区。从传为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尤其是行草书法来看，其在用笔、结字、章法乃至章句文词上，基本上都可以在楼兰前凉时期的简纸文书中找到风格极为相近的实证来。这就证实了在王羲之时代或之前一段时期内，中国南北各地就已经普遍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行书、草书，也就充分证明了王羲之书法及其帖学的产生亦非偶然现象。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所谓简单地将中国书法划分为“南帖北碑”当有偏颇之嫌，至少从已发掘的书法遗存来看，楼兰地区亦属于帖学的发源地和传播地之一。

四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道出了“事”与“器”的关系，虽不是书法专论，却对书法的理解认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它指出了工具材料在书法演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也说明了在书法的发展历史长河中，其所承载的书写材料的变革更新功不可没。西域书法的载体无疑是丰富的，有简牍、残纸，更有碑铭、刻石，另外尚有大量的石窟题记和墓铭砖志，其中的简牍尤为突出，其所具有的独特材料形式和所需要的特殊书写技巧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艺术，也成为西域书法中光彩夺目的篇章。

　　西域简牍不仅给书法史、书体演变以及书写材料等方面研究提供了详实而珍贵的资料，也为传统的书法临创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提供了多种可供自由选择和参考的重要范本。

　　西域简牍书法的书写时间正处在中国书法演变发展的重要阶段，所以其用笔、结构、章法、用墨等方面丰富多样，且书体杂糅，许多方面都表现着一定的变量，无论是点画的工拙、结体的欹正，还是章法的虚实、墨色的浓淡，都展现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其表现形式的丰富、探索精神的执着、点画结体的奇逸，无不成为当代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强调，习书者需“上通篆分而知其源，中用隶意以厚其气，旁涉行草以得其变，下观诸碑以借其法，流观汉瓦晋砖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酿而酝之，神而明之”，其实，西域简牍正是兼具康氏所言“源、气、变、法、奇”五大要素之艺术瑰宝，凡是有志于研学西域简牍的人，自然可以从中领略到无穷的艺术魅力，成就其书法艺术创作的独特风格。

　　西域出土的简牍中，最早纪年可溯至西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最晚到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连续时间跨越近8个世纪；主要分布于楼兰、于阗、尼雅、土垠等几乎所有西域古代主要城邦遗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技文化、交通贸易和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毫无疑问，如此时间跨度大，分布范围广，涉及内容丰富的文献资料对于研究西域具有难以估量的史学价值。

　　经营西域的有力佐证。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天山南北正式成为汉朝疆域的一部分。西域简牍中就有匈奴日逐王归降汉朝以后，由西域向东经河西一路送往长安的记录，这些文物档案和文献资料均有力地证明，自西域都护府设立之日起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就正式成为中央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中原王朝对于西域的经营治理，从西域陆续发掘出土的简牍中均可得到很好的佐证。譬如斯坦因在尼雅发现的佉卢文与汉文简牍，成了鄯善王国安归迦王归属中原并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遣子入侍的有力佐证，说明了魏晋王朝继往开来推进与经营西域疆土，等等。这些丰富的西域简牍，无论汉隶的精绝，还是章草的豪放，均或直接或间接地见证了经营西域的历史，以西域简牍为代表的新疆古代书法遗存成为研究西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丝路交通的详实记录。自汉唐以来，丝绸之路就一直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一条友谊之路、商贸之路、文化之路，直接影响了其所辐射到的国家、民族、人群的历史文化发展。尽管各自的语言不同、信仰不同、人种不同，但大家对丝绸之路与自己的关系均有着普遍的共识。作为文化交往的重要方式，西域简牍从一定程度上讲也跟丝绸之路存在着密切关系，尤其是西域汉简中对于丝路走向线路、交流情况等的详实记录，对今人了解丝路的开通、走向以及具体交通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比如西域简牍中有关楼兰、鄯善、且末、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等地的信息资料就是丝路南道交通的生动记录；有关乌孙、康居、大宛、大月氏、罽宾和乌弋山离等地的信息记录，就成为研究丝路西段交通的重要资料；比如从西域简牍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曾经丝路沿途国家出使、朝贡或商旅往来的繁荣景象。当然，通过西域大量简牍墨迹，还可以展开许多关于古丝绸之路的研究。

　　生活史实的真实写照。西域丰富的简牍遗存，也成为西域古代民间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简牍特别是其中的文书资料，生动记录了西域古代历史的真实情景，弥补和纠正了之前传统史籍中的许多语焉不详或传闻失实之处，为我们了解西域地区的真实生活状况和进行有关史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料。一方面，是对于民间生活的详实反映。可以说每件文字资料后面，都蕴藏着一段真实的历史，表征着一种客观的存在，西域简牍也不例外，其中的许多正是对于当时生活状况的详实反映，比如吐鲁番出土的“泰始九年翟姜女买棺券”仍写在木简上，表明在西晋前期，此地民间还使用简牍而不使用纸张。另一方面，是对于史籍缺失的珍贵弥补。西域简牍所记载或反映的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史籍的缺失，具有极其珍贵的史学价值，譬如尼雅出土的《王族赠礼木签》，属于西汉中期精绝王室之物，就揭示了汉文字在西域诸国最初是被作为官方文字所使用，从而也将汉文字在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中使用的历史至少追溯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至1世纪初，对于认识塔里木盆地古代文化发展及其如何成为世界五大文明交织荟萃、争奇斗艳的历史舞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西域简牍是近世最早发现的简牍，出土数量非常丰富，书写时间持续较长，材料形制多样经典，主要是当地不同时期的行政机构和驻军的公文及公私往来信件。其记叙内容丰富，不但涉及了西域楼兰等地的驻军、屯垦、户籍、水利、贸易、法律、仓库、医疗、邮递、契约、手工业等方面情况，还涉及了西域诸城之间以及与敦煌、酒泉等地的联系交往情况；其书法特征鲜明，出现了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书写的情况，而且今草的某些笔法与字形也渐孕育其中，特别是魏晋时期的西域简牍为解读魏晋笔法提供了最原始的参考。

　　西域简牍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早就在西域大地生根发芽并生生不息，以西域简牍为代表的新疆古代书法遗存正是中央王朝治理新疆的金石见证，是推动增强文化认同，践行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